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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簡介
《柚子貓雷電將軍來自深淵的中》是一部優(yōu)質的法國 的槍戰(zhàn) 微電影 影視作品，【導讀】2020年對于西方而言，是活久未見的多事之秋：新冠疫情沖擊了發(fā)達國家的公共衛(wèi)生體系，暴露其國家治理短板；美國權力交替引發(fā)動亂和流血事件，嚴重挫傷西方對自由民主制的信心……面對劇變時代，西方人到底在想些什么？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劉擎自2003年起連續(xù)18年撰寫西方思想年度述評。本文是他對西方2020年思想動態(tài)的述評，正好《柚子貓雷電將軍來自深淵的中》是一部優(yōu)質的法國 的槍戰(zhàn) 微電影 影視作品，【導讀】2020年對于西方而言，是活久未見的多事之秋：新冠疫情沖擊了發(fā)達國家的公共衛(wèi)生體系，暴露其國家治理短板；美國權力交替引發(fā)動亂和流血事件，嚴重挫傷西方對自由民主制的信心……面對劇變時代，西方人到底在想些什么？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劉擎自2003年起連續(xù)18年撰寫西方思想年度述評。本文是他對西方2020年思想動態(tài)的述評，正好為我們了解西方提供了詳實的材料和框架。 作者首先在整體上分析了2020年全球諸多危機的根源——不斷加速的全球化浪潮，在微觀層面嚴重沖擊生活的本地性，讓人們的生活面臨更多風險和不確定性；在宏觀層面則給國家治理提出空前挑戰(zhàn)。近十多年的逆全球化趨勢，正是對全球化新風險的反彈。2020年凸顯了這一困境，也揭示了人類分享著共同命運——至少在重大危機時刻，它敦促人們重新思考共同體的價值和意義?！ ‰S后，作者介紹了西方知識界對2020年美國政治危機的分析。他認為此次危機并不意外，無論是總統(tǒng)選舉制的缺陷，還是美國民主長期以來的脆弱性，早已不是新鮮話題。幾經波折之后，總統(tǒng)權力終于交接，美國社會在憲法和法律上總算維持了最底線的共識。作者還介紹了美國思想界從各角度探析了“特朗普現(xiàn)象”現(xiàn)象的深層根源，指出敗選的特朗普仍有極大感召力，的勝利遠未終結政治危機。美國內政艱難，外交同樣面臨嚴峻挑戰(zhàn)。過去四年，特朗普外交嚴重沖擊了原有國際秩序，拜登政府雖然試圖修復秩序，宣告“美國回來了”，但面對美國實力相對衰落、盟友對美國信任衰減以及新興國家崛起，何其困難。當然美國政研和智庫領域并未無視“范式轉換”的可能性，他們已在醞釀現(xiàn)實主義的戰(zhàn)略轉向，其新動向值得關注?！ ∫暰€轉向歐洲。在疫情沖擊下，歐洲經濟遭受重創(chuàng)，歐盟面臨新危機。但歐盟也采取了許多歷史性舉措，特別是德國默克爾轉向更堅定的歐洲主義立場，似乎宣示著更深程度的歐洲一體化即將到來。但也要注意到許多成員國對一個聯(lián)邦主義的歐盟抱有疑慮，歐盟走向何方，仍有變數(shù)。相比美國內部撕裂，馬克龍正為法國尋求“最大公約數(shù)”。他試圖更嚴格地限制宗教對政治的影響，意在捍衛(wèi)共和主義的法國價值和歐洲價值。這些舉動因其對伊斯蘭主義的強硬立場，而被批評是在向特朗普靠近。但另一些聲音指出，這并不是重蹈美國文化戰(zhàn)爭的覆轍，而是基于法國國情來團結國家、凝聚民意的堅定行動?！ ∽髡咦?003年起連續(xù)18年撰寫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綜述評論。本文網(wǎng)絡版由“上海書評”首發(fā)，分為上、下兩篇發(fā)表，感謝授權。完整版將在《學?！冯s志發(fā)表。 兩個多月前，全世界無數(shù)人迫切期待的時刻來臨了：我們終于告別了2020，這活久未見之年。在一張日歷翻過的瞬間，如愿以償?！ ∪欢@是一場漫長的告別，帶著綿延不絕的尾聲，在新的一年持續(xù)回響。一個時代蓄勢已久的力量在去年集中爆發(fā)，但不會在頃刻間煙消云散，正如它并非突如其來?！ ∮谑?，等到春天再來回望過去一年或許更加適宜。這份遲來的重訪躲過了驚魂未定的慌張，也會在眼前的景色中察覺客歲的余暉。時間是一種距離，帶來些省思的從容，雖然“密涅瓦的貓頭鷹”不知還要多久才能等到它起飛的黃昏?！ 稌r代》周刊在12月5日的封面上將2020年判定為“最壞的一年”，這是許多人心情的寫照。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fā)的第一個月，全球確診病例數(shù)只有不到一萬，半年之內上升到一千萬，一年之后突破一億，累計死亡病例數(shù)超過兩百二十二萬（到今年3月已經達到兩百七十萬）。此外，澳大利亞發(fā)生了罕見的森林大火，法國經歷了“黑色十月”的創(chuàng)痛，英國釋然或惋惜地正式脫離歐盟，美國見證了風起云涌的社會抗議運動，以及驚心動魄的總統(tǒng)大選。而一年多前簽訂的中美貿易談判第一階段協(xié)議，如今似乎已經時隔久遠而意義不明…… 多么動蕩而漫長的一年。那些驚慌失措中的猜測與流言，那些堅韌與勇敢的事跡，那些悼別逝者的時刻，都匯入了記憶的河流。但這一切經歷究竟帶給我們什么啟示呢？ 有悲觀論者說，這“最壞的一年”或許會是未來“最好的一年”。有更多人強調其重要的轉折意義?！都~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去年3月的文章中提出新的歷史分期，他認為世界將被疫情劃分為BC與AC兩個階段——“前新冠”（Before Corona）世界與“后新冠”（After Corona）世界。政治哲學家格雷（John Gray）4月發(fā)表文章，判定“這場危機是歷史的轉折點”，并預告“全球化的頂峰時期過去了”。當下的任務是讓頭腦清醒，“思考如何在一個改變了的世界中生活”?！ ∵@些斷言或許正確，卻過于籠統(tǒng)了。也許，記憶之河還需要更久的沉淀，才能凝結為更具啟發(fā)性的經驗和教訓。但是，我們的記憶并不是從2020年才開始的，過去幾年的歷史不是早已顯示危機的先兆嗎？ 蓋茨（Bill Gates）在2015年的一次TED演講中就曾預言，未來對人類最大的威脅，不是戰(zhàn)爭而是疫情大流行。至于美國的政治危機，從特朗普在2016年總統(tǒng)大選中獲勝之后，就有難以計數(shù)的研究和評論發(fā)出過警告。而中美競爭的升級及其對世界秩序的沖擊，也是過去二十年國際政治領域持久關切的核心議題。同樣，全球氣候變暖與各種“自然災害”之間的相關性，一直有大量的研究與公共討論?！ ≌痼@之感往往與健忘或漠視相伴。令人驚訝的2020年并非無蹤可循，它只是加速了經年已久累積的危機，讓困境與挑戰(zhàn)以更加銳利的戲劇性方式呈現(xiàn)出來。如果探究其深層的邏輯，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至少有兩種長時段的原因，塑造了當今全球化時代的高風險特征?！ ≡谖⒂^層面上，存在一個長程的趨勢，可以稱之為“生活本地性的瓦解”。傳統(tǒng)的生活大多在一個有限而熟悉的空間中展開，具有鮮明的本地性。人們熟悉自己的環(huán)境和影響生活的主要因素，因為這些“變量”不太多、不太遠，也不太復雜。生活的本地性具有相對自足的特征，人們也能夠大體把握自己的命運?！ ∪欢S著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幾乎每一個角落，巨大的流動性（包括人口、物資、信息、資本和技術的流動）對生活的本地性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底特律汽車工程師的職業(yè)前途，可能取決于“通用汽車”海外公司的規(guī)模與效益，還有新能源汽車的發(fā)展趨勢；而德克薩斯州的石油工人要評估自己的就業(yè)前景，可能需要了解科學家對碳排放問題的研究進展，政治家達成的共識，簽訂的國際氣候問題協(xié)議及其對國內政策的影響。 影響生活的變量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遙遠和復雜。投資、技術、設備、生產、經營和消費等要素，原本局限于本地、附近或本國內部，如今卻來自世界的四面八方。將這些要素整合起來的過程和機制，不僅復雜到超出普通人的認識能力，而且往往不能夠由本地甚至本國政府單獨決定，因此也難以單獨問責?！ ‘斎?，這不是今天才出現(xiàn)的新現(xiàn)象。早在現(xiàn)代化浪潮的興起之時，生活的本地性就開始受到侵蝕。但在最新一輪的全球化過程中，各種流動性的深度、廣度和速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極端狀態(tài)，也造成了更加嚴重的沖擊。這種趨勢對人類應對大規(guī)模流行疾病帶來了挑戰(zhàn)。由于人口流動的規(guī)模和速度，防止疫情的跨地域傳播變得格外困難。一個地區(qū)或一個國家防控疫情的有效性，不僅關涉本地居民，也影響到更廣大的人群?！ ∩畹谋镜匦员煌呓饬耍@給許多人造成了難以估計的風險，對生活的掌控感處在莫名的威脅之中。因為影響你生活的變量是遙遠、陌生而難以理解的，它們是未經你同意和授權的強大力量，卻以不容分說的蠻橫方式操縱你的愿望，支配你的命運，甚至剝奪你的權益，深刻地改變了你原有的生活方式?！ ⊥瑫r，生活本地性的瓦解也威脅著基層政治的自治傳統(tǒng)。托克維爾贊賞美國民主中的“鄉(xiāng)鎮(zhèn)自治”模式，這種自治依賴于社區(qū)成員之間對公共事務的商談溝通。當一個社區(qū)難以理解也無法掌控過多的復雜變量，有意義和有效的商談就變得格外困難。世界的許多地區(qū)正在見證生活本地性的瓦解，這種狀況讓越來越多的人感到挫敗、委屈、沮喪，甚至怨恨和憤怒?！ 《诤暧^的層面，全球化造成了國家政治與治理的困境。早在十年之前，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羅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著名的政治經濟學“三元悖論”（trilemma）：超級全球化、國家主權和大眾民主這三者不可同時兼得，只有“三者必擇其二”的可能。2020年6月，兩位美國學者在《開放經濟評論》發(fā)表了一份實證研究論文，他們用1975年到2016年一百三十九個國家的數(shù)據(jù)檢驗了羅德里克的假設，肯定了三元悖論的有效性。研究結果還顯示，民主化程度較高的工業(yè)化國家往往經歷更多的政治不穩(wěn)定?！ 【徒Y構性約束而言，歐盟治理的困境、英國脫歐以及美國外交政策面對不斷增長的國內壓力等現(xiàn)象，都在某種程度上是這種三元悖論的征兆。這也意味著美國恢復原有國際秩序的企圖將會遭遇持久的阻力。 無論是生活本地性的瓦解對于個人生活的沖擊，還是三元悖論的結構對政治事務與公共政策的挑戰(zhàn)，都會激發(fā)出反彈的力量，體現(xiàn)為近十年多來的“逆全球化”趨勢。羅德里克本人并不全面反對全球化，他主張尋求一種更為平衡的選擇，保持適度（而非“超級”）的經濟全球化，同時維護國家主權和大眾民主政治。 然而，不斷超越地區(qū)性的全球化趨勢仍然十分強勁，因為資本與技術的邏輯具有突出的“超地方性”傾向，兩者都遵循一種“對事不對人”的普遍主義：資本總是傾向于流向收益更高的地方，技術也總在尋找生產性更高的地方。但是，這種基于工具理性的普遍主義邏輯往往與社會生活形成緊張。人的生活依賴于相對穩(wěn)定的居住地、傳統(tǒng)、語言和風俗等，總是具有無法徹底抹去的地方性。如果不受約束的資本和技術無情地摧毀生活共同體的根基，很可能會引發(fā)劇烈的沖突，導致失序的危機?！ ?020年以令人難忘的方式突顯了長期以來的全球化困境，也揭示了人類分享著共同的命運，至少在重大危機的時刻。這是無法在揮手之間輕易告別的時代挑戰(zhàn)。它敦促人們重新思考共同體的價值和意義。人的生活總是共同的生活，每個人都從屬于多種直接或間接的共同體，有些切身可感，有些更具有虛擬或想象性，而各種共同體之間又彼此依賴、相互影響和塑造。我們需要探索和建設一種更有生機活力，也更具適應性的共同體，維護其邊界和自治，同時保持對外部的開放與合作。這是一場漫長的告別，只能在開啟新的思考與對話中才會結束?！ ?020年的美國總統(tǒng)大選是一場硝煙四起的“選戰(zhàn)”，直到次年1月20日，當拜登宣誓就職的一刻，才塵埃落定?！ ≡趦芍苤埃乩势盏囊恍┲С终吖フ紘鴷髲B，中斷了國會兩院確認選舉結果的議程，最終導致五人死亡。這場騷亂震撼了全球各地的政要與觀察家。許多人驚呼，1月6日是“美國歷史上恥辱的一天”，是美國的“水晶之夜”，“自由世界的燈塔熄滅了”……的確，如果在實況轉播中觀看特朗普的煽動性演講，目睹國會山暴亂的場景，整個過程驚心動魄，當時感受的震撼會讓人不禁驚嘆“狼來了，這一次狼真的要來了”。 然而，這一切難道不是意料之中的嗎？在根本上，這場危機并沒有超出各種“劇本”的意料，無數(shù)“狼要來了”的警告早就不絕于耳。 自從2017年初開始，《華盛頓郵報》決定每天提醒讀者“民主死于黑暗”（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將這句話作為銘文印在報頭之下。2019年（筆者曾在當年述評中介紹）就有學者預言，美國社會的對立正在演變?yōu)?ldquo;政體分裂”，選舉爭議會導致“暴動”并引發(fā)憲政危機。2020年10月1日Politico雜志發(fā)表戴蒙德（Larry Diamond）等五名政治學家的聯(lián)署文章，警告大選導致暴力沖突的危險正在急劇上升，并呼吁采取緊急措施，成立跨黨派的專門委員會應對可能的暴力事件。而11月2日發(fā)布的一份民調顯示，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對選舉引發(fā)暴力的問題表示關切。甚至有評論認為，當前的美國處于南北戰(zhàn)爭以來最嚴重的社會分裂，“第二次內戰(zhàn)”并非不可想象?！ 〉牵瑑葢?zhàn)最終沒有爆發(fā)。特朗普在拖延了幾個小時之后，發(fā)出了“和平回家”的呼吁，而不是“決一死戰(zhàn)”的號召，也沒有動用軍隊介入“選舉結果的全面核查”。預想中更為驚恐的情節(jié)還沒有發(fā)生，政治對抗止于“選戰(zhàn)”，瀕臨崩潰的危機幸運地躲過了崩潰的劫數(shù)?！ ±莵磉^了，露出了猙獰的面目，但在嘶吼之后又迅速離去。國會山的暴亂更像一次象征性的休克療法，讓人們從“政治失憶癥”中驚醒，重溫歷史教科書寫就的常識：民主，尤其是美國民主，從來不是堅如磐石的大廈?！ 『芸欤販貧v史的治療努力開始了。1月8日著名美國史學者方納（Eric Foner）在《國家》雜志發(fā)表文章指出，“熟悉美國歷史的人都知道，這次國會山暴動并不是第一次以法外方式推翻民主選舉結果的企圖”。美國在“重建時期”以及隨后的幾年中，發(fā)生過許多類似的事件，有些遠比1月6日的暴亂更加暴力。他列舉了1873年和1898年武裝白人推翻民選的黑人或跨種族的地方政府或官員的事件。他提醒美國人，“讓我們不要假設，在國會山暴亂之前美國是一個運轉良好的民主國家”，這是一個幻覺?！ ?月29日馬薩諸塞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茨（Alasdair S. Roberts）在《對話》網(wǎng)站發(fā)表文章，題為“那些哀悼美國民主脆弱性的人們弄錯了什么？”。文章指出，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在華盛頓特區(qū)部署軍隊來維持秩序的情況已經出現(xiàn)過四次，而針對總統(tǒng)和政要的暗殺事件也發(fā)生過多次。作者試圖在歷史的視野中，對美國的真實現(xiàn)狀做出準確的判斷?！ ≡谠S多人看來，攻擊國會山事件顯示，美國民主已經變得脆弱，而這種脆弱性是新近的危險趨勢。但作者認為這種看法有夸大其詞之嫌，并不是因為它低估了危機的嚴重性，而是它忽視了一個歷史事實：“美國民主一直是脆弱的。”更準確地說，美國真正的困難在于它是一個“脆弱的聯(lián)盟”，在歷史上長期存在著各種矛盾和局部沖突，其中許多深層的裂痕并未真正彌合。“美國”（The United States）這個詞（在字面上）是復數(shù)名詞，直到南北戰(zhàn)爭之后，才在美國官方演講中被確立為單數(shù)名詞?！ 〉绹绯３覉F結視為理所當然，許多新上任的總統(tǒng)都傾向于推行雄心勃勃的計劃。這些計劃激勵了支持者，同時也激怒了反對者。但這種贏家通吃的方式可能會加劇分裂，而不是重建團結。自1990年代以來，舊的分裂開始重新出現(xiàn)，體現(xiàn)為所謂“紅色”美國與“藍色”美國之間的分野。這兩個陣營對于什么是國家的優(yōu)先任務，尤其是對于聯(lián)邦政府的作用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導致了對政府的敵意，因而使政治陷入僵局?！ ∶裰鞯拇嗳跣圆⒉恍迈r，政治暴力與應對政治暴力的努力在美國歷史上也屢見不鮮，人們對于民主的信心也是如此。在過去的一年中，人們對美國民主的信心遭到了打擊。但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在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和失業(yè)大潮的困境中，人們對“民主的終結”也有過類似的恐懼。但這些歷史經驗的證據(jù)也表明，脆弱的民主政體能夠在各種沖擊下延續(xù)，也確實具有自身的適應性。最近美國總統(tǒng)大選以來的諸多事件令人不安，但這并不表示美國的民主即將崩潰?！ ∥恼略谧詈髮懙?，僅僅在二十年之前，許多美國人堅信自己體制的優(yōu)越性：“小布什總統(tǒng)甚至宣稱，美式民主是‘國家興盛的唯一可持續(xù)模式’。相比之下，今天許多人擔心這種模式正處在崩潰的邊緣。”如果說當初的傲慢精神是誤導性的，那么2021年的絕望也是如此。“與許多其他國家一樣，美國正在為維護團結、遏制政治暴力，以及達至民主原則而進行永無止境的努力。” 在歷史學家呈現(xiàn)的視野中，美式民主的“燈塔”寓言是一個短暫而過時的迷夢。而在政治理論界，從古至今嚴肅的學者，無論持何種立場，從未將民主視為一個神話。這不必回溯到亞里士多德或者托克維爾，當代支持自由民主制的政治理論家，對民主政治的現(xiàn)狀與前景大多保持審慎或憂慮的態(tài)度?！ ≡缭?975年，一份題為“民主的危機”的報告提交給了“三邊委員會”（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作者是克羅齊（Michel Crozier）、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與綿貫讓治（Joji Watanuki）。他們針對當時西歐、北美和日本等國家對于民主的悲觀論調，對民主政體面臨的外部與內部的挑戰(zhàn)做出分析，認為導致民主危機的主要原因在于民眾對政府要求的增長與政府執(zhí)政能力的不足。在1980年代，著名政治學家達爾（Robert A. Dahl）發(fā)表了《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1983）和《民主及其批評者》（1989）等論著，對民主政體的局限與弊端展開多方面的檢討評估并提出改良的構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對于民主的憂患意識貫穿于整個冷戰(zhàn)年代。直到蘇聯(lián)解體之后，“歷史終結論”等對民主的樂觀論述才成為顯學。 福山是西方民主政治最熱衷的辯護者之一，但他在2014年發(fā)表了關于民主政治“衰敗”（decay）的研究，并且特別針對美國的體制發(fā)出警策：“思想的僵化與根深蒂固的政治勢力形成一種結合，阻礙了這些體制發(fā)生改革。如果沒有一次對政治秩序的重擊（shock），無法保證這種局面將會有什么改變。”在2016年，福山在桑德斯和特朗普的崛起中看到了這種沖擊出現(xiàn)的可能，兩派的選民得以借助“激進的局外人”凈化清理腐敗的建制派。但他同時擔心，“民粹主義者販賣的靈丹妙藥幾乎于事無補……將會使局面惡化而不是改善”?！ е鴮φ嗡〉年P切，福山2021年1月在《外交事務》網(wǎng)站上發(fā)表的文章，考察“特朗普執(zhí)政時期政治衰敗加速惡化”的趨勢，甚至懷疑這種衰敗已經“敗壞至核心”。在他看來，民粹主義的策略將特朗普送進了白宮，“惡化的進程以驚人的速度一直持續(xù)，擴展到當初難以預料的范圍”，最終在國會山騷亂事件中發(fā)展到頂峰。危機過去了，但引發(fā)這場危機的深層狀況仍然沒有改變：“美國政府仍然被強大的精英集團所俘獲，這些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扭曲政策，誤解了整個政體的正當性，而這個體制仍然過于僵化以至于無法改革自身。”福山進一步指出，兩種新現(xiàn)象的影響使局面更為惡化，一是新的通信技術加劇了“民主商議之共同事實基礎的消失”，一是兩黨之間的政策差異已被凝固為文化身份認同的分裂。 民主理論家戴蒙德多年來深切關注民主的危機。他在9月的《大西洋月刊》網(wǎng)站上發(fā)表文章，分析美國選舉制度的缺陷可能導致出現(xiàn)“雙總統(tǒng)”的僵局，并引發(fā)憲政危機。在11月3號投票日當天，戴蒙德又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美國民主制度有三大支柱，自由、法治與選舉，前兩項雖然遭受重創(chuàng)，但經受住了考驗，但作為第三支柱的自由公平選舉卻面臨威脅。 有評論說，這個“自由世界”的頭號大國上演了第三世界國家才會發(fā)生的政治亂局。這似乎忘記了，老人常常會和幼童一樣容易跌倒。在戴蒙德看來，美國民主的部分問題在于“上了年紀”。這個最早實行民主制的國家，其制度最初成形于廣袤、分散和多樣化的殖民地，更為關注“多數(shù)”的危險，因此，美國的“憲政體制缺乏針對選舉崩潰的預防措施，而這些措施在更晚近的民主國家中是常見的”?！ 嶋H上，對于美國民主制度的缺陷與弊端，學者與政治評論家展開過持續(xù)而豐富的分析批評，從總統(tǒng)制到選舉人制度（選舉院），從選區(qū)劃分方法到競選籌款規(guī)則。改革的呼吁與修憲動議也層出不窮，但在慣常的黨派政治僵局中，變革的希望非常渺茫。那些不斷發(fā)出警告的批評者，不僅難以觸動政治精英的神經，反而被看作高喊“狼來了”的淘氣孩子，只是虛張聲勢，因此不必理會?！ ∧敲?，1月6日國會山騷亂的沖擊有可能激發(fā)變革的動力嗎？現(xiàn)在還難以判斷。但至少“狼真的來過了”，美國民主制的隱患與危機并不是理論家們杜撰的流言。 一個半世紀之前，詩人惠特曼在獻給林肯的名作中將他稱作“船長”，這同時包含著對這個新生民主國家的隱喻——美國是在風浪中航行的巨輪，總有遇到驚濤駭浪的危險。而這位“船長”在南北戰(zhàn)爭之前就預見了危險。1838年林肯在青年學會發(fā)表《我們政治制度的永世長存》演講，他相信美國政治制度的危險“必定發(fā)端于我們內部”，而他對于“應當如何防御危險”的回答是“捍衛(wèi)憲法和法律”。林肯甚至呼吁“讓法律成為這個民族的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 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在林肯演講一百八十多年之后，今天的美國人仍然信奉這個“政治宗教”嗎？冷靜考察2020年的美國總統(tǒng)大選，可能會得出一個失望與希望并存的答案?！ ∶绹纳鐣至雅c政治極化在近幾年來不斷加劇，這無可避免地將這次選舉變成一場狹義的“選戰(zhàn)”。選戰(zhàn)在本質上是真實內戰(zhàn)（物理性戰(zhàn)爭）的模擬物，因此具有“窮盡手段”與“法律約束”的雙重性，這意味著競爭雙方將窮盡一切法律允許的手段來謀求勝選。放棄“窮盡手段”就只是普通的選舉而不足以成為“選戰(zhàn)”，但突破“法律約束”則將使選戰(zhàn)喪失其模擬功能而蛻變?yōu)槲锢響?zhàn)爭。就此而言，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發(fā)起的抗議與幾十起訴訟，即便違背了文明標準，仍然是窮盡合法手段的表現(xiàn)，直到公然抗拒依據(jù)司法程序審議的結果，才挑戰(zhàn)了法律約束的邊界?！ ∪欢?，美國的法律制度絕非脆弱到不堪一擊的地步?！督洕鷮W人》11月28日刊登長文《民主的韌性》，指出“美國體制得到了其法官與官員的專業(yè)主義精神的保護。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都受到前輩確立的標準束縛。因為有無數(shù)人堅守職責，特朗普推翻選舉結果的企圖失敗了”?！ 〉拇_，在對選票統(tǒng)計的爭議與審理中，公職人員展示出高度的專業(yè)主義和尊重憲法程序的立場，這包括特朗普本人任命的三位最高法院官和其他聯(lián)邦法院法官，他竭力支持的佐治亞州州長，他內閣中的司法部長以及國土安全部負責網(wǎng)絡選舉的負責人，這些共和黨公職人員在總統(tǒng)和黨派利益的壓力下選擇了忠誠于憲法和專業(yè)原則。另外，十位前任國防部長于1月3日在《華盛頓郵報》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呼吁軍隊保持中立，對選舉結果不予介入。即使在1月6日占領國會大廈的非法行動中，暴亂者試圖以極端方式改變選舉結果，但他們要求的仍然是全面徹底核查選票，而不是廢除民主選舉程序?！ ≡谶@場選戰(zhàn)中，法律遭到了嚴峻的挑戰(zhàn)，這是令美國人失望的現(xiàn)實。但這些挑戰(zhàn)遭到了更強勁的反彈，這是希望所在。事實證明，選戰(zhàn)實現(xiàn)了其模擬的功能，最終避免了內戰(zhàn)。美國絕大多數(shù)公職人員與民眾對于憲法和選舉程序存在基本共識，守住了最基礎的憲法底線——這雖然是“過低的”卻仍然堅固的及格線。在這個意義上，林肯倡導的“政治宗教”在美國人的內心深處依然保留著神圣性?！ ∪绾闻袛嗝绹挝C的嚴重性？這需要一個評判框架。如果民主體制的健康運轉依賴于民意的匯聚，那么共識程度的不同等級將會形成不同的政體穩(wěn)定水平?！ ∈紫?，在最理想的狀況下，社會大眾對政治原則與重要的公共政策存在廣泛共識，容易達成一致意見。在此情況下，投票選舉的主要功能是確認既有的一致意見，具有儀式性的象征意義?！ ∑浯危谕ǔ顟B(tài)中，民眾對部分公共政策或議程出現(xiàn)分歧，通過協(xié)商、辯論和斗爭達成部分的共識或妥協(xié)方案，對于無法妥協(xié)的分歧通過選舉程序來決定。 再次，當社會對立與政治極化的程度嚴重，公眾對多數(shù)公共議程都持有難以妥協(xié)的相反立場，無法獲得實質性的意見共識，但仍然保持對民主原則與程序的共識，選舉投票就具有決定性作用，也常常會演變?yōu)?ldquo;選戰(zhàn)”，政體處于危機狀態(tài)?！ ∽詈螅绻鐣c政治分裂如此嚴重，以至于瓦解了對憲法原則與程序本身的共識，社會將會出現(xiàn)頻繁與劇烈的大規(guī)模暴力沖突，甚至進入全面內戰(zhàn)，這將導致政體崩潰。 按照以上四種理念型類別的標準來衡量，當今的美國政治已經偏離“通常狀態(tài)”陷入政治危機，但仍然抱有對政體原則與程序本身的廣泛共識，因此避免了政體崩潰。然而，如果法律與選舉程序成為一個民主社會僅有的共識，那么政體穩(wěn)定就仍然處在危險之中。 拜登在國會山事件之后的演講中告誡，“我們歷史上這悲哀的一幕提醒我們，民主是脆弱的，必須始終捍衛(wèi)它，我們必須永遠保持警惕”。民主從來不是一個神話，而是一項艱巨的事業(yè)。而事業(yè)（course）一詞本身包含著“過程”的涵義，這意味著持續(xù)不斷的修復與永無止境的再造?！ “莸窃诟傔x時曾說過，在未來歷史的回顧中，特朗普會被視為一個“脫離常軌的時刻”（aberrant moment）。勝選之后他在11月26日的感恩節(jié)致辭中說：“生活將回歸常態(tài)”，這是對疫情之后生活的期待，但許多人相信，這也是拜登對“后特朗普”時代做出的承諾。 對于飽受“異常”之苦的人們而言，“回歸常態(tài)”的說法聽上去令人向往，但深究起來不只天真而且危險?！ ∈紫龋貧w不是一個可欲的選項，那個往日的舊常態(tài)正是后來“異常”現(xiàn)象的孳生之地，回歸過去意味著重返危險的起源；其次，回歸也未必可行，美國社會與政治生態(tài)在過去四年中已經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是特朗普的堅定支持者，回歸常態(tài)將會遇到強大的阻力；最后，回歸的期望并不明智，輕率放棄了“異常”激發(fā)的反思契機，錯失了可以汲取的深刻教訓?！ ∑诖?ldquo;大藍潮”并沒有出現(xiàn)，在目睹了國會山騷亂事件之后，更沒理由陶醉于一場選戰(zhàn)的險勝。作為敗選的一方，特朗普獲得了七千四百二十一萬張支持票（百分之四十六點九的大眾選票），這一事實過于醒目，難以忽視。羅德里克教授寫道：雖然人們見證了“他公然的謊言、明顯的腐敗以及疫情控制的災難，特朗普如何能夠保持如此多美國人的支持，甚至獲得了比四年前更多的選票？” 特朗普不只是一名卸任的前總統(tǒng)，還代表著一個重要的“現(xiàn)象”，在政治舞臺中仍然醒目存在，甚至可能將長久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大選的驚悚戲劇落幕了，但引發(fā)這場危機的根源并沒有隨之消逝。在談論回歸常態(tài)之前，首先需要探究“特朗普現(xiàn)象”的來龍去脈，并理解其中的挑戰(zhàn)。 那么，什么是“特朗普現(xiàn)象”？幾乎所有相關評論都指出了一種征兆：特朗普留下了一個極端分裂的美國社會。奧巴馬在其自傳出版后的一次訪談中承認，美國社會的分裂并不是從特朗普開始的，但他加劇了這種分裂。 早在2016年底，《時代》周刊選擇特朗普作為年度人物，當期封面上稱之為“美利堅‘分眾國’總統(tǒng)”（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到了2020年初，《經濟學人》引用調查數(shù)據(jù)認為，美國政治極化的嚴重性已經可以被稱為“非文明社會”（uncivil society）?！ ?020年初，《經濟學人》引用調查數(shù)據(jù)認為，美國政治極化的嚴重性已經可以被稱為“非文明社會”?！ ≡谧赃x民關于對立黨派的態(tài)度中，有六到七成認為對方是對“美國及其人民”的威脅，有半數(shù)認為他們是“徹頭徹尾的邪惡”，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相信，如果對方行為不軌就“應當作為動物對待”，有近五分之一認為，“如果另一方贏得2020年大選，暴力可以被正當化”?！ ∵@種“非文明”的政治對立，并不是美國近幾十年的“驢象之爭”或“紅藍對立”的簡單延續(xù)，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歸因于特朗普的“創(chuàng)新”——以劃分敵我的斗爭性方式動員和凝聚此前相對沉默的社會人群，將其轉變?yōu)楂@取自身政治優(yōu)勢的力量，從而加劇和深化了社會的分裂。 在特朗普難以計數(shù)的不實之詞之外，至少有一句話道出了部分真相：如果奧巴馬和人做得好，“我就不可能進入白宮”。同樣重要的是，如果傳統(tǒng)的共和黨建制派有足夠的動員力，也無需求助這樣一個“政治素人”來注入新的政治活力?！ √乩势宅F(xiàn)象的興起，得益于兩大政黨的失敗之處，緣起于政治建制派所忽視或無力感召的地域和人群——那些在經濟與文化的主流趨勢中被邊緣化的地帶，那些感到自己長期被漠視、被遺忘和被辜負的人群?！ ∵@并不是一個新鮮問題。在過去幾年間，有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評論文章以及紀實作品相繼問世，探討特朗普支持者的身份、處境與成因。從2013年《下沉年代》（The Unwinding），到2016年《鄉(xiāng)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白人垃圾》（White Trash）和《故土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再到2020年PBS制作的紀錄片《美國大分裂》（America’s Great Divide），所謂“被忽視的人群”不再是一個被忽視的盲點，甚至已經成為一個公眾熟知的熱點議題?！ 〉熘⒉坏扔诶斫狻Ｌ乩势盏闹С终呔烤故钦l？他們的處境如何？支持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對于這些問題，存在著不同的、常常相互競爭的闡釋。學者、政治人物、媒體評論家以及社會大眾，對此并沒有形成共識。最為顯著的分歧之一（以簡單化的類別劃分），是“經濟解釋”與“文化解釋”之間的爭論?！ ≡诮洕忉屩?，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來自經濟低迷的銹帶地區(qū)，他們是藍領工人。美國制造業(yè)工作崗位的流失（其中許多被轉移到海外）進一步侵蝕了他們的穩(wěn)定地位。特朗普聲稱要站在他們一邊，稱贊他們是善良的普通美國人和真正的愛國者，誓言要為他們“找回工作”，因此獲得了他們的擁戴。 相反，在文化解釋中，許多人支持特朗普的動機實際上是渴望“復辟”，重新獲得受到歷史進步威脅的特權——白人至上的特權、基督教的特權、WASP作為美國正統(tǒng)的特權。這些長期被抑制的反動觀念被特朗普“解放”出來，得以死灰復燃甚至有恃無恐?！ ∮纱丝梢?，經濟解釋暗示了社會底層針對精英階層的抗爭。這些被遺忘和辜負的底層人群選擇特朗普，是在表達對建制派的憤怒，也是在維護自身應有的權利。但在文化解釋中，反對還是支持特朗普是“進步的未來”與“守舊的過去”之間的道德戰(zhàn)爭，對這種復辟勢力的反擊而不是放任才是正義的事業(yè)。兩種解釋的實踐意涵超出了學術之爭，涉及道德正當性的分歧，也構成了意識形態(tài)的對立?！ ‘斎?，兩種解釋模式的劃分是過于簡單化的表述。實際上嚴肅的評論與研究都不會陷入單一模式，但往往有各自的主導傾向。在公共輿論中，經濟解釋相對流行，但近來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 ?016年與2020年兩次大選的證據(jù)都不支持單純的經濟解釋。“出口民調”（exit poll）數(shù)據(jù)顯示，特朗普在中低收入的選民中并不占據(jù)優(yōu)勢。在家庭年收入低于五萬美元的中低收入選民（約占選民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中，更大比例的選民投票給克林頓（2016年）或拜登（2020年），而不是特朗普，差距在百分之十左右。而在五至十萬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中（約占選民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特朗普在2016年的得票率高出希拉里·克林頓百分之四，但在2020年比拜登低了百分之十五?！ 【妥钚碌陌l(fā)展來看，《大西洋月刊》2021年1月12日刊登題為“國會山的騷亂者們不是‘下層’”的調查文章，作者指出，盡管抗議者中有一部分是“底層人群”，但參與暴動的主體是企業(yè)主、CEO、州議員、公務員，房產經紀人、警察、現(xiàn)役和退休軍人等，屬于中上階層。他們不是出于“經濟上的絕望”，而是來自他們的信念：“相信自己有不可侵犯的統(tǒng)治權利。” 同樣，1月19日《波士頓評論》發(fā)表長篇分析文章《特朗普主義的生存之地》也質疑了經濟解釋。在1月6日國會對選舉人票的確認審議程序中，有一百三十九名共和黨眾議員投票反對確認選舉結果。通過對他們所代表的選區(qū)進行人口和經濟分析，作者發(fā)現(xiàn)，這些選區(qū)大多是經濟增長和人口多樣化都較快的郊區(qū)，相對富裕的白人家庭與其非白人鄰居之間的不平等差距正顯著縮小。這些地區(qū)非白人選民的投票率較低，為共和黨候選人帶來了邊際優(yōu)勢，以此反駁了流行的觀點——特朗普運動的支持者是來自銹帶地區(qū)或窮鄉(xiāng)僻壤的經濟受困者。 這些新近的調查分析并未覆蓋所有的特朗普支持者，也無法完全否認經濟解釋的有效性，但試圖揭示特朗普的一些極端支持者并不屬于經濟上被剝奪的人群，他們的政治動機更有可能出于原有的特權地位受到威脅，期望維護一種少數(shù)統(tǒng)治?！ ≡谖幕忉尫矫妫暧卸嗖垦芯空撌?ldquo;基督教民族主義”（Christian Nationalism）的著作問世，其中2020年3月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的《為上帝奪回美國》（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獲得許多好評。作者懷特海（Andrew L. Whitehead）和佩里（Samuel L. Perry）是兩位社會學家，在大量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他們的見解：基督教民族主義主要不是一種宗教愿景，而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tài)，基于對美國建國原則的神圣化理解，主張“將美國的公民生活與特定類型的基督教身份和文化相融合”。這種意識形態(tài)體現(xiàn)出一種維護種族與民族“邊界”的強烈愿望，將白人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傳統(tǒng)視為美國民族精神的正統(tǒng)，傾向于將歸屬其他種族和宗教的移民視為“他者”，構成對美國文化傳統(tǒng)的威脅。在基督教民族主義者中，有更高比例的人反對跨種族婚姻和跨種族收養(yǎng)，質疑警察執(zhí)法中存在種族不平等的事實。這部著作的研究論證，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將特朗普視為他們受到威脅的權力與價值的捍衛(wèi)者”，他們支持特朗普是為了以上帝的名義“奪回美國”，并維護自身正在失去的特權。 《紐約時報》2020年10月16日發(fā)表的文章指出，在回答“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支持特朗普”這一問題時，“經濟焦慮”還是“種族焦慮”是兩種不同的解釋，對此已經有相當多的研究問世，許多學者相信種族因素更為重要。但作者在訪談中發(fā)現(xiàn)，“這兩種因素是很難拆解開的”。 實際上，經濟與文化因素難以相互隔離，因為經濟狀況對政治態(tài)度的影響，依賴于人們對自身處境所講述的“故事”。關于自我的故事并不是對事實的客觀描述，而是對于事實的認知、感受與判斷，這需要經過文化的“闡釋框架”才得以形成?！ ∩鐣W家霍赫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多年前就表達了類似的洞見。她深入到路易斯安那州“茶黨”（Tea Party）的腹地，經過五年的考察訪談寫下了《故土的陌生人》，試圖理解“美國一邊的憤怒與哀傷”。她在茶黨基層成員那里發(fā)現(xiàn)了一個悖論：他們會支持有損于自身利益的議員和政策（比如深受環(huán)境污染之苦的人，卻支持撤銷聯(lián)邦政府環(huán)保署的動議），這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她探索他們“看待世界的主觀棱鏡”，發(fā)掘了他們的“深層故事”（deep story）——這并不是他們處境的事實，而是他們對自身處境的“仿佛感覺”（feels-as-if）所構成的故事?！ ∵@個深層故事以“排隊”的隱喻呈現(xiàn)出來：一群排隊追尋“美國夢”的人，其中大部分是藍領工人，也是白人基督徒，雖然努力工作但收入下降或停滯。隊伍沒有挪動，在付出極大努力和犧牲之后，他們開始感到沮喪。然后，他們看到了“插隊者”——少數(shù)族裔、女性、移民和難民。在他們的主觀棱鏡中，大多數(shù)自由派提倡的促進正義的公共政策都是不公平的“插隊”。同時，他們曾經感到自豪的價值與正派生活方式——基督教道德、異性婚姻、愛國的忠誠等等，在自由派主導的文化中成為“過時的”或“歧視性的”偏見，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于是，他們感到自己是“故土的陌生人”?！ 】梢韵胂螅麄兊膽嵟c哀傷是真切的，來自對真實困境的主觀感受，其中不乏固執(zhí)的偏見，卻并非不可理喻。他們構成了特朗普2016年競選口號中所謂“沉默的大多數(shù)”。作者在書中有一封寫給“朋友”的信，向他們講述了“自由派的深層故事”，最后告訴他們“在一邊有許多人也感到自己像故土的陌生人”?；艉障柕氯绱吮M力地要越過“共情之墻”，因為她意識到彌合分裂的緊迫性。她回顧自己的研究后發(fā)現(xiàn)，“特朗普崛起的布景已經搭建完畢，就像點燃火柴前的蠟燭”。 霍赫希爾德的努力值得尊敬也令人深思。然而，文化解釋與經濟解釋之間分野仍然顯著，這既是社會分裂與政治極化的征兆，也是其構成性部分。這不僅導致了對特朗普現(xiàn)象的診斷分歧，也為應對方案的選擇帶來了挑戰(zhàn)：什么樣的政治論述和公共政策最有利于彌合美國社會的分裂？如何在刺激經濟增長與促進分配正義之間尋求恰當?shù)钠胶?？同樣，面?ldquo;文化戰(zhàn)爭”的困境，在斗爭與對話之間、在堅定與妥協(xié)之間應當作何選擇？比如，文化精英把大選中支持特朗普的七千多萬美國人描述為“投票反對他們自身利益的愚民”，或者斷定“他們大部分是種族主義者”，即便可能是一個正確的判斷，但其政治實踐意涵究竟是什么？這會使“種族主義”這個詞失去道德分量嗎？會進一步加劇社會分裂嗎？或者最終將推動社會進步？所有這些難題都具有挑戰(zhàn)性?！ ×_德里克11月9日在Project Syndicate網(wǎng)站發(fā)表文章，題為“人的四年緩刑”。他注意到，選舉之后內部的爭論已經開始，但從這場險勝中很難獲得明確的經驗教訓。在文化與經濟這兩個關鍵議題上，都存在意見相反的批評者：“有人指責人走得太遠了，也有人指責他們走得不夠遠。” 在文化方面，美國社會的裂痕在“文化戰(zhàn)爭”加深，一方是保守的、主要是白人聚集的區(qū)域，一方是所謂“警醒”態(tài)度已成為優(yōu)勢的大都會區(qū)域。前者注重“家庭價值”，反對墮胎，支持持槍權。后者強調LGBT的權利，支持社會正義，抵抗“系統(tǒng)性的種族主義”。許多給特朗普投票的選民認為，人支持去年反對警察暴力的街頭示威，是在“縱容暴力，并給整個國家抹上種族主義的色彩”。雖然拜登曾謹慎地發(fā)言反對示威中的暴力，但人仍然被指控為“道德嘩眾取寵、詆毀美國中心地區(qū)的價值”。但在另一些人看來，對特朗普的支持仍然持續(xù)存在，這本身清楚地表明種族主義與偏執(zhí)習氣是多么根深蒂固，針對這種傾向展開斗爭是“緊迫的要求”。 在經濟方面上，許多觀察者（包括一些中間派的人）認為“走得過于左傾而背離了保守派選民”。然而，共和黨仍然在煽動恐懼——“對于高稅收、有損就業(yè)的環(huán)境政策以及社會化醫(yī)療保障的恐懼”。在美國兩大政黨內仍然盛行“典型的美國神話：政府管得最少、獨行的企業(yè)家做得最好”。但在進步派看來，拜登倡導的經濟方案，若以其他發(fā)達國家的標準衡量，根本算不上激進，也許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沃倫（Elizabeth Warren）更加強調就業(yè)、經濟保障和再分配的想法才符合大部分美國人的愿望?！ 】偠灾?，這次大選顯然沒有解決長期的爭論：“和其他中左翼政黨是否應該為了實現(xiàn)競選號召力的最大化來決定他們在文化和經濟問題上立場？”大選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些政黨面臨的挑戰(zhàn)。在文章最后，羅德里克提醒左翼政黨需要制定務實的方案來解決深層的經濟問題，也需要建立溝通的橋梁來克服主要由文化精英造成的裂痕，“否則，人可能會在四年之后再經歷一次驚醒”?！ ≡谌蚧c新技術的沖擊下，當文化變得更加復雜多樣，既有的本地生活模式被不斷侵蝕，許多人陷入了經濟與文化的困境之中。他們越來越難以理解自身的處境，更無從把握自身的命運，對于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尤其如此。在無以名狀的恐慌與失落中，他們感到挫敗甚至生出怨恨。無論在道德意義上是否正當，他們的感受是真切的。當一個國家中相當大比例的人群感到自己被遺忘，而政治建制派忽視或無力回應他們的訴求，民粹主義的煽動家就可能應運而生?！ 〉轮荽髮W政治學教授林德（Michael Lind）在2021年1月發(fā)表文章《治愈煽動性民粹主義之道》，他認為“作為一種政治形式，煽動性的民粹主義往往興盛于這樣的時候——當大量的公民群體感到傳統(tǒng)的政客忽視了他們的利益和價值”。作者列舉了許多歷史先例，包括南北戰(zhàn)爭前美國南部的白人農民和工人，十九世紀晚期中西部的農民，二十世紀美國東北地區(qū)的歐美“白種人”，以及二十一世紀英國中西部和北部工業(yè)地區(qū)的白人工人階級。對應于這些“被忽視的群體”，相繼出現(xiàn)了一系列“自稱代表無權者對抗腐敗當權者的護民官政客”。這在美國歷史上層出不窮，但此前主要局限于地方和州一級的政壇。特朗普是第一個成為美國總統(tǒng)的真正的煽動家?！ 〉值抡J為，特朗普無法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法西斯獨裁者相提并論，他沒有獲得軍方、官僚界和學界精英的真正支持。作者也反對將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化約為“白人民族主義”。雖然他常常有偏執(zhí)言論（bigoted remarks），但與2016年相比，2020年特朗普獲得白人選票的比例有所下降，而在非白人選民中的支持率有所上升。林德側重于特朗普現(xiàn)象的經濟維度。在他看來，工業(yè)離岸外包與移民產生了輸家和贏家，而美國建制派精英拒不承認自由貿易和移民帶來的負面問題，這給了特朗普可以大肆發(fā)揮的議題?！ 〉?，歷史上的“民粹主義煽動家，經常鼓吹一些不切實際的措施來解決真正的問題”，特朗普也是如此。比如，在美墨邊境修建隔離墻，以及草率地使用關稅，都是花招而不是可靠的政策。“美國歷史表明，根除民粹主義最好的方式是把被疏離的選民納入主流政治，并以精到的方法回應他們正當?shù)脑V求。”作者認為，羅斯福新政是一個可資仿效的例子。新政的改革者達成了許多民粹主義運動要求的目標，但并非借助煽動性的外來者，而是通過制度化的方法來實現(xiàn)。“民粹主義者往往是惡棍，但是他們的追隨者值得被尊重和傾聽。煽動性的民粹主義是代議制民主的一種疾病。治療它需要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民主。” 然而，林德強調的制度性原因只是煽動家興起的必要條件，但如何理解他們能夠如此深入地俘獲人心呢？比如，即便在占領國會山事件發(fā)生后，大多數(shù)特朗普的支持者仍然堅定不移。皮尤（Pew）研究中心在1月9日所做的調查顯示，在支持特朗普的選民中，有百分之四十認為他無疑贏得了選舉，有百分之三十六認為他大概獲勝了，只有百分之七承認拜登贏得選舉。要充分解釋這一問題，煽動家的個人風格及其追隨者的政治心理也是不可忽視的要素?！ 督洕鷮W人》發(fā)表題為“特朗普的遺產”的長篇文章，其中一節(jié)的小標題是“給公眾來一場歌舞”。文章評論說，雖然特朗普推行的政策與里根之后的所有共和黨領導人有相似之處，“但在許多問題上，他都以異端、極端或兩者兼有的方式脫穎而出，以一種其對手做不到的方式俘獲了選民的想象”?！ ∵@種俘獲方式要求一種特殊的“歌舞”才藝。著名作家布魯瑪（Ian Buruma）2021年1月8日在Project Syndicate發(fā)表文章，著重分析了特朗普作為偶像的魔力。作者指出，“特朗普是一位演藝界的人才”，他在房地產行業(yè)實際上是個不斷失敗的商人，真正給了他名聲的是一檔電視節(jié)目，“他一直利用這個品牌，施展無與倫比的才華用于自我宣傳”。 在這方面，特朗普讓其他共和黨政客望塵莫及。他以自己特有的才能“精明地利用了在他進入政界以前就已長期存在的問題與怨恨：日益擴大的貧富鴻溝、對移民的恐懼、對伊斯蘭教的厭惡、對少數(shù)族裔的仇恨，大城市和金融業(yè)不斷增長的支配優(yōu)勢，以及貧困的去工業(yè)化地區(qū)和鄉(xiāng)村地區(qū)的衰敗，等等”。這些問題都曾被其他政客所利用，但他們從未企及特朗普的“魔力”?！ 【痛硕?，特朗普不是常規(guī)的政客，而“更像是一名領袖（a cult leader），一位超凡魅力的煽動家，向其追隨者們承諾了拯救，要把他們從一個邪惡的世界（充滿暴力和頹廢的城市、自由派精英、黑人、同性戀者、移民以及其他有污染性的外來者）中拯救出來。許多人投票支持特朗普，因為相信他更像是一位救世主（messiah），而不是一名政客”?！ 〔剪敩?shù)奈恼陆沂玖颂乩势盏靡岳玫纳鐣栴}，也發(fā)現(xiàn)了他特殊的煽動能力。但要成為一個“救世主”，他還必須給予“信徒”引導與愛戴?！ 嶋H上，特朗普的魔力還在于，他能夠以最通俗和最簡單化的方式，對所有難題給出明確的解釋并提出有力的解決方案。就業(yè)有問題嗎？那是因為“外國搶走了你們的工作”！福利有問題嗎？那是因為“非法移民侵占了你們的權益”！相應的解決方案也就變得簡單明確：以貿易戰(zhàn)贏回“公平的交易”，以及徹底驅逐和阻擋“非法移民”。 特朗普用簡化了的世界圖景剔除了一切復雜性，讓困惑者獲得了確定感，用粗暴有力的措施回應錯綜復雜的難題，讓挫敗者看到了希望。而且他能以安撫的名義激發(fā)哀傷與怨恨，以道德的名義強化認知與道德的偏見，讓所有的憤怒者榮獲“真正愛國者”的美名，并喚起了斗爭的意志，指向他揭出的“人民的公敵”，誓言要“抽干華盛頓的沼澤”，摧毀“深層政府”，從而“讓美國再次偉大”。這一切才使特朗普贏得了狂熱的崇拜，使他得以超越尋常的總統(tǒng)，成為令人著魔的偶像，成為一個救世主！ 于是，追隨他不僅意味著支持他主張的政策，而且要成為崇拜他的信徒。否則難以充分解釋一些匪夷所思的現(xiàn)象。因為（除非另有圖謀）只有對偶像的崇拜才能讓人相信，造成近三千萬人感染、三十五萬人死亡的疫情災難是虛假數(shù)據(jù)編造的“假新聞”，其中沒有總統(tǒng)可以問責的過錯。同樣，面對司法程序對幾十起“選票舞弊”起訴審議后的全部駁回，也只有出于崇拜才會斷然否認，這個司法審議的結果是凡人社會可能獲得的“最近似的真相”，因為信徒確信，特朗普憑借“超凡之眼”能夠直接洞察全部真相?！ μ乩势盏某绨莠F(xiàn)象已經受到許多評論家的關注，在CNN、PBS、NPR、Vox和《外交政策》等多家知名媒體中也出現(xiàn)了相關問題的討論?！睹麍觥冯s志2021年1月21日發(fā)表了對哈桑（Steven Hassan）的訪談，他在去年出版的著作《特朗普崇拜》（The Cult of Trump）近來引人注目。哈桑認為，對崇拜（或）的判定在許多時候是困難的，因為名人常常會讓人產生近似崇拜的獻身傾向，而特朗普是“一個極為出色的營銷者、品牌家和社會名流”，這與著名運動隊或流行明星有非常相似的一面。名人確實會吸引崇拜者，但問題在于這些人是否被欺騙和被控制？ 在哈?？磥恚瑢μ乩势盏某绨蒹w現(xiàn)為“破壞性的權威控制”，包括四種相互交疊的控制，他稱之為“BITE模式”（其中B代表行為控制，I是信息控制，T是思想控制，E是情緒控制）。這四種控制有可能將一個人轉變?yōu)橐蕾嚺c順從的崇拜者。雖然特朗普不是一個宗教人物，但在他的基本盤選民中確實“有一些人以救世主的眼光看待他”。哈桑認為，“特朗普具有領袖的所有特征，而他的追隨者也具有崇拜者的品質”。他們始于對一個自戀者全情投入，后來每天吸收“另類事實”來對抗自己的認知失調?！ 督袢招睦韺W》在2020年11月發(fā)表舍羅（Hogan M. Sherrow）博士的文章，試圖更為嚴謹?shù)靥接?ldquo;崇拜”現(xiàn)象。舍羅指出，美國歷史上出現(xiàn)過一些明星政治家，從華盛頓開始，有西奧多·羅斯福、肯尼迪和里根，一直到奧巴馬，他們都被視為具有人格魅力的領導人。那么，給追隨特朗普貼上“”的標簽是否公平呢？舍羅認為，特朗普的許多追隨者“符合社會學、宗教和心理學界通常用來認定的標準”：是“一種極端主義或虛假的宗教或教派，受到一個專斷的、魅力型領袖的指引，其成員對他表現(xiàn)出不變的，甚至是宗教性的崇敬”。在美國選民中，特朗普最忠實的追隨者只占較小的比例。他們傾向于信奉一種非常特殊的愛國主義理念，其中包括孤立主義和仇外心理。他們渴望讓一個所謂“上帝之選”的人物來引領他們。 舍羅進而通過具體例證的分析，論證特朗普及其追隨者們?yōu)槭裁捶系牡湫吞卣?。追隨者們相信，特朗普是關于真相的唯一權威，只有他能決定所有政策與實踐。他們熱情而無條件地忠誠于特朗普，把他的信仰和實踐視為真理和法則，他本人也確認這種理念。追隨者使用公開羞辱或懲罰來壓制同伴中出現(xiàn)的個人主義和懷疑態(tài)度，任何對特朗普或其他追隨者的批評或嘲笑，都會受到懲罰。追隨者群體聲稱特朗普和他們比其他人優(yōu)越，認為他們的道路是通往真理和救贖的唯一道路?！ 〉?，“特朗普的拯救”失敗了。拜登完全可以借用他的句式說：“如果特朗普做得成功，那么我就不會進入白宮。”但這并不是值得慶賀的時刻，因為無論是經濟與文化的爭論，還是對特朗普的崇拜，都沒有隨著大選結束而告終?！ ≡诎莸切木吐毜漠斕欤乩势战K于離開了白宮，前往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但他并沒有從美國的政治舞臺真正退場，而且還有可能卷土重來。2021年2月在第二次彈劾案審理結束之后，特朗普發(fā)表聲明宣稱，“‘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歷史性愛國運動才剛剛開始”。2月28日在“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上，特朗普發(fā)表長達九十分鐘的演講，標榜自己過去四年的豐功偉績，攻擊拜登政府一個月以來的所有政策和措施。他再次聲稱自己“已經贏得了2020年大選”，而且將會“第三次擊敗人”，并否認他將另外組建新政黨的傳言，這暗示在2024年的總統(tǒng)大選中，他將再次作為共和黨候選人參加競選?！ ?jù)《紐約時報》當天的報道，在對CPAC與會者所做的匿名投票調查中，支持共和黨繼續(xù)推進特朗普政策和議程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五，希望特朗普再次參加總統(tǒng)競選的比例為百分之六十八。有百分之五十五的與會者選擇特朗普為他們偏愛的候選人，位居第二的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提斯（Ron DeSantis）僅獲得百分之二十一的支持，而前副總統(tǒng)彭斯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僅獲得百分之一的支持。數(shù)據(jù)表明，共和黨內還沒有出現(xiàn)足以與特朗普匹敵的政治領導人，至少目前如此。“偶像的黃昏”還需要多一些時辰才可能來臨。 《紐約客》的資深作者格拉瑟（Susan B. Glasser）曾撰寫每周更新的專欄“生活在特朗普的華盛頓”，在2020年底專欄即將結束的時候，她在結語中寫到：“直到并且除非我們對圍繞特朗普發(fā)生的事情做出完整的解釋，否則2020年就沒有過去，也永遠不會過去。我仍然不愿去想起，但我知道忘卻不是一個選項。” 在過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政策變化莫測，困擾著世界許多國家，包括美國的盟友。原有的國際秩序受到嚴重的沖擊，也處在一個異常狀態(tài)。美國大選的結局帶給許多人些許的安慰——至少驚魂不定的日子終于過去了，似乎可以期待一個回歸常態(tài)的世界?！ 〉痰奈拷搴芸毂恍律膽n患所吞噬：原先的常態(tài)秩序遠不是一個令人向往的世界。至少從十多年前開始，所謂“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就一直處于頹勢，遭受的懷疑與批評之聲也連綿不絕。著名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稱之為“神話”，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視其為“大幻覺”，還有戲稱其“既不自由，也非國際，而且無序”的譏諷之辭也廣為流傳?！ ‘斎?，持續(xù)討論一個持續(xù)衰敗的事物，這本身意味著它衰而未死。作為既有范式的自由國際秩序之所以尚未徹底消失，并不在于其殘存力量仍然強大，而是因為各種替代性的新選項更加令人懷疑或模糊不清?！ ?020年似乎到了范式轉換的時刻。在經歷了新冠疫情的沖擊與美國政治的危機之后，自由國際秩序的大廈已經搖搖欲墜。世界格局面臨兩種可能的選項：修復既有的秩序，或者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秩序。無論作何選擇，其前景都取決于主導國家的意愿與能力。 早在2017年1月18日（特朗普即將就任的前夕），拜登曾在“達沃斯論壇”上呼吁：“顯然，近年來支持這一體系的共識正面臨來自內部和外部的越來越大的壓力……我們必須采取緊急行動來捍衛(wèi)自由國際秩序。” 在2020年競選期間，拜登在《外交事務》3/4月號發(fā)表文章，題為“為什么美國必須重新引領”。文章批評特朗普“災難性的外交政策”對國際秩序造成的破壞，尤其是對盟友和伙伴關系的損害，以及對民主價值的背棄。拜登構想的國際戰(zhàn)略，在很大程度上回歸到奧巴馬時代的基本方針，但更強調外交決策必須有利于國內政治與經濟的復興，也更注重加固民主國家的國際同盟，并顯示出對美國主要競爭對手更為明確的強硬立場?！ ?021年2月4日，拜登在國務院發(fā)表上任以來首次外交政策的講話，其基本精神與前文一致，主張加強與全球盟友和伙伴的關系，并堅持美國的價值理念。他宣告“美國回來了”，實際上表達了對未來世界的愿景：美國將重返其主導地位，致力于修復已經衰敗的自由國際秩序。新政府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的團隊主要由的建制派構成，顯示了對這一愿景的肯認?！ “莸鞘且晃簧瞄L國際事務的老練政治家，曾擔任兩屆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在長達八年的副總統(tǒng)生涯中，他深度介入了奧巴馬的外交構想與實踐。然而，老練穩(wěn)健的另一面可能是陳腐守舊。他雖然意識到新形勢下的挑戰(zhàn)，但選擇的應對方案卻難以擺脫原有范式的局限?！ ￠喿x過去一年發(fā)表的幾十篇相關評論后會發(fā)現(xiàn)，只有極少數(shù)論者對此抱有相對積極的態(tài)度，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是其中之一。他在《外交事務》2020年7/8月號發(fā)表文章，劉擎：活久未見之年，西方人到底在想什么？主張重建“下一個自由秩序”。然而他的論證主要訴諸“必要性”的理由：世界各國處在復雜而深度的相互依賴之中，“現(xiàn)代性問題”造成的全球危機需要有全球合作的解決方案，自由國際秩序雖有缺陷，但很難找到更好的替代性選項。他建議從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的遺產中獲得啟示，重塑一個以美國為核心、以自由民主國家聯(lián)盟為基礎的多邊主義的自由秩序。 然而，對必要性理由的論述無法支持可行性論證。伊肯伯里的文章很少觸及當今背景下美國主導世界秩序的能力問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大多數(shù)專家學者和評論家對自由國際秩序的修復提出了悲觀或懷疑的判斷，其中包括韋瑟（Stephen Wertheim）、麥克塔格（Tom Mctague）、弗蘭克爾（Jeffrey Frankel），科什納（Jonathan Kirshner）、哈斯（Richard Haass）、萊恩（Christopher Layne），古德吉爾（James Goldgeier）和詹特森（Bruce W. Jentleson），以及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和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等人的文章與對話錄（分別刊于《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Project Syndicate、《外交事務》和《外交政策》）。 首先，遠在特朗普執(zhí)政之前，已經出現(xiàn)了扎卡里亞所說的“其余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趨勢，表明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美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仍然位居世界之首，但在全球的相對權重已經顯著下降。這種衰落將減弱美國提供全球公共品和干預區(qū)域事務的能力。另外，雖然美國一直從其主導的國際秩序中獲益，但普通民眾對此缺乏直接的切身感受，他們反而對于為阿富汗與伊拉克這兩場持久戰(zhàn)爭付出的代價更加敏感。大多數(shù)美國民眾反對在國際事務上“浪費資源”，贊成“美國優(yōu)先”的轉向。在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高漲的背景下，拜登“讓美國重新引領世界”的雄心，將面對國內民眾及議會代表的反彈阻力?！ ∑浯?，自由國際秩序的基礎是歐美之間的“跨大西洋聯(lián)盟”。但美國與歐洲的關系已經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在過去四年，特朗普惡化了與歐洲盟友的關系。許多歐洲國家已經體驗到，甚至適應了“失去美國保護”的局勢。同時，美國兩黨的政治極化不斷加深，弱化了其外交政策的持續(xù)穩(wěn)定。為了規(guī)避美國政局動蕩的風險，歐洲也需要降低對美國的依賴。相應地，歐洲追求自主性的訴求日漸高漲，馬克龍宣揚“歐洲主權”的理念，試圖通過歐盟來復興法國的影響力。德國也有意愿尋求歐洲的自主性，主要因為德國公眾態(tài)度的轉變，以及對進入中國市場的需求。因此，拜登期望與歐洲盟友“重修舊好”從而鞏固“跨大西洋聯(lián)盟”的計劃，將會是非常艱巨的任務?！ ∽詈?，重建自由國際秩序也會面臨來自中國的挑戰(zhàn)。拜登的對華政策尚未完全成型。他聲稱中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對手”，但同時表示“只要符合美國利益，愿意與中國展開合作”。在2021年2月19日“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在線會議上，拜登呼吁盟友聯(lián)合一致，做好“與中國長期戰(zhàn)略競爭”的準備。3月3日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在白宮發(fā)表長達二十八分鐘的演講，向美國人民介紹新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其中將處理與中國的關系列入八項優(yōu)先任務之一。布林肯強調，美國面臨著若干國家的挑戰(zhàn)，但來自中國的挑戰(zhàn)與眾不同，這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因為“中國是唯一——以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的力量——對穩(wěn)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構成嚴峻挑戰(zhàn)的國家”。他指出，美國與中國關系將會是三種類型并存：“競爭如果應該，合作如果可能，對抗如果必要”，而這三者的共同基礎是“需要從強勢地位與中國打交道”。為此，布林肯重申了與盟國和伙伴合作的重要性，“因為我們結合在一起的權重是中國更難以忽視的”?！ “莸侨蚊膰野踩c亞洲事務的官員背景，以及他們的公開言論，都顯示新政府傾向于對中國采取強硬立場。但與此同時，絕大多數(shù)國際問題專家都強調必須防止中美沖突升級，避免走向“新冷戰(zhàn)”或熱戰(zhàn)?！洞笪餮笤驴返囊黄u論指出，與冷戰(zhàn)時代美國的對手不同，中國已經達到了相當水平的財富、活力和技術進步（盡管與美國還有差距）。更重要的是，中國具有蘇聯(lián)從未擁有的一種“武器”：能夠在經濟沖突中（借用形容核戰(zhàn)爭的術語MAD）“確保相互經濟毀滅”（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在此局勢下，一部分國家希望能同時與中美兩國保持良好關系，它們很難全心投入一個由美國主導但卻排斥或對抗中國的國際秩序?！ 墓箤?ldquo;后美國世界”的描述，到古德吉爾闡述的“美國并不具有領導世界的天然資格”，都試圖論證美國難以恢復在二十世紀后半葉主導國際事務的能力。拜登聲稱“美國回來了”，但世界已經改變。未來的發(fā)展甚至有可能走向兩次大戰(zhàn)之間的格局?！ ∶绹饨粦?zhàn)略具有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的雙重性，在實踐中也有此消彼長的歷史記錄。2020年國際政治論述中出現(xiàn)一種明顯動向，就是預判美國會再次轉向現(xiàn)實主義，體現(xiàn)為全球的戰(zhàn)略收縮（retrenchment）。實際上，美國的戰(zhàn)略收縮在奧巴馬執(zhí)政時期已經開始，特朗普只是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趨勢?！ √m德公司在2021年1月發(fā)表其“國家安全研究部”（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的一份報告，題為“實施克制”（Implementing Restraint），副標題為“美國區(qū)域安全政策轉向運用一種現(xiàn)實主義的克制大戰(zhàn)略”。這份長達一百八十二頁的報告全面介紹和評估了“克制大戰(zhàn)略”的主張，這是與“主流外交政策界”不同的另類選項。 需要注意的是，這份報告本身并不是推舉克制戰(zhàn)略的政策建議，而是試圖解釋，如果選擇這種戰(zhàn)略，美國在關鍵區(qū)域的安全政策會發(fā)生怎樣的變化，因此是“為了幫助美國政策制定者和公眾理解這一選項”。 報告的作者將克制大戰(zhàn)略的倡導者視為一個學派，他們以現(xiàn)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為指南來構想美國外交的大戰(zhàn)略。與當前主流的大戰(zhàn)略相比，他們對美國利益的界定更為狹窄，對美國面臨威脅的評估也更低。報告援用一個理論模式顯示，在“總體支配”與“孤立主義”兩極之間的連續(xù)譜中，存在多種可能的大戰(zhàn)略選項?！ ∶绹诶鋺?zhàn)后的外交政策采用了靠近“總體支配”一級的“霸權大戰(zhàn)略”（Hegemonic grand strategies），這需要更高程度的軍事介入。但如果美國在國內外各種制約下無法延續(xù)這種戰(zhàn)略，就需要向“孤立主義”一端移動，轉變?yōu)?ldquo;克制大戰(zhàn)略”（Restrained grand strategies），相應地將減少或保持最低限度的軍事介入?！ 蟾婵偨Y了克制戰(zhàn)略的一些主要觀點。克制派認為，主流外交政策界夸大了一些國家對美國的威脅。他們主張，應當更多依靠外交手段來解決利益沖突，對使用武力的門檻要求更高，鼓勵其他國家發(fā)揮領導作用，并保留美國的軍事實力用于捍衛(wèi)自身的重大利益等。克制戰(zhàn)略的一些倡導者尋求與俄羅斯和伊朗展開更多的合作，但對于美國的亞太戰(zhàn)略存在分歧。他們發(fā)現(xiàn)在東亞、歐洲或波斯灣地區(qū)一個強大國家的崛起將危及美國的重大利益，但對于如何確認這種威脅正在出現(xiàn)尚未提出指南。由于中國顯著的軍事能力，他們呼吁美國在東亞要比在其他地區(qū)發(fā)揮更大的軍事作用?！ 】傊?，在現(xiàn)實主義的克制大戰(zhàn)略下，“美國將對其他大國采取更具合作性的方式，減少其軍事規(guī)模和前沿軍事存在，結束或重新談判美國的一些安全承諾”。 報告指出，克制大戰(zhàn)略常常被誤解為孤立主義，但兩者存在明顯的區(qū)別?？酥茟?zhàn)略認為，美國應該減少在許多地區(qū)的介入，但并不主張在任何情況下都停止介入關鍵地區(qū)的安全事務，這不同于孤立主義更極端的戰(zhàn)略收縮。報告的作者建議，需要進一步鑒定克制大戰(zhàn)略的核心主張，以驗證和完善其政策處方，并對其風險和代價做出評估?！ √m德公司的這份報告如此認真對待克制大戰(zhàn)略，表明美國的外交戰(zhàn)略界開始重視“范式轉換”的可能，如果拜登無法實現(xiàn)修復國際秩序的構想，可以轉向新的備選方案，實施更為現(xiàn)實主義的戰(zhàn)略收縮?！ ∪绻绹耆艞壴趪H事務中的領導角色，自由國際秩序終將崩潰嗎？這對美國又意味著什么呢？《外交事務》雜志將最近四年發(fā)表的相關文章匯編成專輯《特朗普的世界》，收錄專輯的最后一篇文章題為《無賴超級大國：為什么這可能是一個非自由主義的美國世紀》，作者是塔夫茨大學國際政治專業(yè)的副教授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他同時兼任智庫的研究工作，還有長達五年學習中文的履歷（其中兩年在中國留學）。這篇文章視角獨特，觀點新穎，相當值得關注。 貝克利認為，讓美國重新引領世界、修復自由國際秩序的規(guī)劃是一廂情愿的幻想。但文章沒有沿襲“美國衰落論”的老調，而是指出了美國保持強大的另一種前景。 作者否定了主流觀點的默認前提——國家強大必定領導世界，其實兩者之間并不存在必然關聯(lián)（正如班級中“學霸”未必要當班長）。他的核心主張是，美國完全可以放棄領導世界的責任，同時仍然保持頭號大國的地位。正如文章標題所示，這樣的美國不再是國際秩序的主導者，而是轉變?yōu)橐粋€“無賴超級大國”（Rogue Superpower）；這個世紀也不再是一個自由秩序的世紀，卻仍然是“美國的世紀”，一個“非自由主義的美國世紀”（illiberal American Century）。 貝克利提出了三個主要論證：首先，這種前景是對美國傳統(tǒng)的回歸；其次，美國有能力在未來實現(xiàn)；最后，在后冷戰(zhàn)時代，這是最具現(xiàn)實可行性的戰(zhàn)略?！ ∈紫?，“美國優(yōu)先”取向的外交政策具有深刻的歷史根源，不會由于特朗普離任而消失，因為“特朗普的方式并沒有脫離常軌，而是潛入了一種貫穿于美國政治文化的潮流”——美國在其大部分歷史時期中是一個“超然的大國”?！ ∽髡叻治鲋赋觯绹軌虺华毩⒌刈非笞约旱哪繕?，因為它與其他強國不同，美國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到1880年代之后，“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最大的消費市場以及領先的制造商和能源生產者，有浩瀚的自然資源，但沒有重大威脅”。由于其國內的天然優(yōu)勢，美國幾乎沒有興趣在海外結盟。直到1945年之前，美國主要以金錢與物質安全來界定自身的利益，在積極追求這種狹隘利益的時候，幾乎不在乎對其余世界的影響。那時的美國既不與任何國家結盟（只在獨立戰(zhàn)爭時期與法國有過結盟），也不介入國際組織與體制，而且是世界上關稅最高的國家之一。雖然美國擁護自由主義的價值，但只是選擇性地在國內外運用?！ ±鋺?zhàn)改變了美國的超然傳統(tǒng)。由于需要強大的伙伴支持來遏制來自蘇聯(lián)陣營的威脅，美國鑄造了一個聯(lián)盟，為幾十個國家提供安全保障以及對美國市場的便捷準入。但隨著冷戰(zhàn)的結束，美國承擔全球領導者的必要性逐漸消失，而其弊端卻日益顯著。雖然有許多政治精英仍然熱衷于美國的自由主義霸權，但遭到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抵制?！ ∑浯?，美國有能力重返傳統(tǒng)的超然大國的位置。貝克利的這一判斷依據(jù)兩個重要的長程變量：人口結構與技術能力?！ ∈澜缛丝诶淆g化的總體趨勢非常顯著，但對各國造成的沖擊并不相同。作者著眼于從二十到四十九歲年齡段的“年輕人口”變化，因為他們是最重要的勞動力和消費人群。文章引用數(shù)據(jù)指出，在未來五十年，世界前二十個最大的經濟體當中，只有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三個國家的年輕人口會持續(xù)增長。相比之下，中國的年輕人口將會減少二點二五億，占目前總數(shù)的百分之三十六之多（日本將縮減百分之四十二，俄羅斯百分之二十三，德國百分之十七）。印度的年輕人口會增長到2040年，然后會迅速下降。相比之下，美國年輕人口將會增長百分之十，具有明顯的優(yōu)勢。 在未來五十年，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需要為養(yǎng)老金和老年醫(yī)療投入更高比例的GDP（俄國將增加近百分之五十，中國將增加近三倍），這會影響它們軍事開支的能力，從而進一步擴大它們與美國之間的軍力差距。美國因此也更少依賴同盟來確保安全?！ ∨c人口結構指標類似，美國的技術能力指標也處在領先地位。在人工智能領域，美國公司和專家的數(shù)量是中國（位居第二）的近五倍，其軟件與硬件的世界市場份額也是中國的數(shù)倍。美國可以利用先進的自動化優(yōu)勢，在國內建立垂直一體化的工廠（vertically integrated factories），以此取代龐雜的全球供應鏈。人工智能也將促進許多外包的服務業(yè)回流美國。這或許不能增加多少國內的就業(yè)機會，但會大大降低美國對海外廉價勞動力和資源的依賴?！ 』趯θ丝谂c技術指標的分析，貝克利認為，美國將重新獲得傳統(tǒng)的自給自足的優(yōu)勢。目前美國的市場規(guī)模已經等于其后五個國家的總和，對外貿和投資的依賴程度幾乎低于其他任何國家。到2040年，美國將成為全球“唯一擁有持續(xù)增長的龐大市場和財政能力的國家，得以支撐其全球性的軍事存在。同時，新技術將減少美國對外國勞動力與資源的依賴，并為美軍裝備新的工具，以遏制其大國對手的領土擴張”，這些優(yōu)勢將使美國保持其“具有世界支配地位的經濟和軍事的權勢”。 最后，在大部分西方國家經濟衰落的趨勢中，在民族主義普遍蔓延的背景下，由美國主導來修復自由國際秩序的努力，將會在國內外遇到重重障礙，而且對增進美國利益而言收效甚微。因此，美國更可能的選擇，既不是孤立主義，也不是國際主義，而是像一個“無賴超級大國”：“可以保有盟友，但要讓它們?yōu)槭艿降谋Ｗo付出更多；可以簽署貿易協(xié)議，但只與那些接受美國規(guī)制標準的國家簽署；也可以參與國際組織，但只要它們的行動有悖于美國利益就威脅退出；也可以促進民主和人權，但主要用來動搖地緣政治對手的穩(wěn)定。” 貝克利認為，這樣一種更為民族主義取向的對外方針，與主導全球的自由秩序相比顯得“吝嗇而乏味”，但更為現(xiàn)實可行，而且最終也更有效地讓自由世界聯(lián)合起來?！ ∵@篇文章實際上為特朗普的國際戰(zhàn)略提出了正當化的理論闡釋，其分析和判斷或許輕率和片面，但不可忽視作者勾勒的一種可能前景：如果自由國際秩序最終崩潰，美國反倒得以抽身而出成為最大的受益者，憑借人口與技術的相對優(yōu)勢，在自給自足的內循環(huán)中，做一個擺脫國際責任的“無賴超級大國”?！ 嶋H上，美國虛偽面具下的無賴行徑早已在無數(shù)國際正義之聲的批判下暴露無遺。但是，如果它終于決定丟棄所有虛偽的面具，成為一個赤裸裸的無賴，這個世界的未來會完全被霍布斯的“叢林法則”所支配嗎？這種可能的前景值得關注與警覺?！ ⌒鹿谝咔閷W洲經濟造成了重創(chuàng)。2020年歐盟接待國際旅客的人數(shù)下降了百分之七十，歐元區(qū)經濟縮減近百分之八，財政赤字從前一年的百分之零點六飆升到了百分之八點五。公共債務的比例也從百分之八十六攀升到百分之一百零三。而疫情的影響至今還沒有結束，經濟復蘇至少需要兩年，才可能恢復到疫情暴發(fā)前的水平。 歐洲領導人將疫情的沖擊視為“二戰(zhàn)以來對歐洲最嚴重的挑戰(zhàn)”，認為歐洲進入了關鍵時刻。但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近十多年來歐盟多次陷入危機時刻：從歐元債務危機、難民危機到英國脫歐危機。而每當危機爆發(fā)，就會看到“歐盟解體”的疑云遍布，成為生死存亡的時刻。 早在2020年4月初，哈斯（Richard Haass）就發(fā)出悲觀的預告。他在《外交事務》發(fā)表的文章中指出，在疫情的威脅下，每個歐洲國家都只關注本國邊境的管控，幾乎都是獨自應對疫情及其經濟影響。例如，德國一度禁止醫(yī)療援助物資和設備的出口，而當時鄰國意大利的死亡人數(shù)正令人恐怖地激增。他認為這種“各自為政”的現(xiàn)象顯示，“歐盟的規(guī)劃已經失去了動力”。其實，“遠在這場危機之前，人們就對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喪失了熱情（英國脫歐就是明顯的例證）”?！ 〉沟念A言過于悲觀了。正如英國脫歐并沒有引發(fā)“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歐盟沒有繼續(xù)放任各自為政的混亂局面，而是提出了雖不夠及時卻相當有力的回應措施。5月27日，歐盟委員會發(fā)布了一份經濟復蘇提案，名為“歐洲的關鍵時刻：修復以及為下一代的準備”。7月21日，歐盟特別峰會達成“歷史性協(xié)議”，為大規(guī)模經濟復興制定了總額為一萬八千二百四十三億歐元的一系列財政計劃，其中包含一萬零七百四十三億歐元的七年長期財政框架預算，以及七千五百億歐元的復蘇基金（名為“歐盟下一代”計劃），用于疫情后的經濟紓困與重建。值得注意的是，這是歐盟首次以共同債務的方式借款，以聯(lián)盟赤字來應對經濟沖擊。有評論家認為，這項協(xié)議對歐洲一體化進程具有里程碑意義?！ 嶋H上，這項復蘇計劃來之不易，也經過了曲折的談判協(xié)商。設立復蘇基金的動議，最初由馬克龍在3月提出（Corona-Fonds），但當時沒有獲得其他國家的響應，輿論界也對此持懷疑的態(tài)度。出乎意料的是，在經過多次磋商后，德國表達了明確的支持。默克爾表示，陷入危機的歐洲經濟需要救助，德國也需要一個強大的歐洲經濟來維護自己的持續(xù)繁榮。基于這種互惠的理由，她決定支持歐盟成員國共同舉債，避免疫情導致經濟崩潰。5月18日德法兩國聯(lián)合提議建立五千億歐元的紓困復蘇基金，歐盟委員會最終追加了百分之五十的額度，扭轉了歐洲普遍的低落情緒，媒體也予以熱烈的反響。許多評論都援用德國財政部官員的比喻——稱之為歐洲的“漢密爾頓時刻”，意味著歐盟在走向“財政聯(lián)盟”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默克爾的立場轉變也備受關注。這位沉穩(wěn)老練的政治家，在面對國內政治派系與民意的壓力下，對歐盟事務時而表現(xiàn)出謹慎猶豫的態(tài)度，這與馬克龍熱烈而堅定的歐洲主義立場形成明顯的反差。但默克爾面對這次危機時刻的選擇，顯示出她是值得信任與尊敬的歐洲領導人。有評論說，她雖然不像馬克龍那樣喜歡談論宏大的歐洲愿景，但從未放棄對歐盟事業(yè)的支持，她只是需要找到一個最佳的契機，來實現(xiàn)德國與歐盟共同一致的利益。默克爾將在2021年9月卸任，這可能是她留給歐洲事業(yè)最后的政治遺產?！ ≌軐W家哈貝馬斯也被默克爾的轉變所觸動。2020年10月，在兩德統(tǒng)一三十周年前夕，九十一歲的哈貝馬斯發(fā)表長達五十頁的文章，題為“三十年之后，德國的第二次機會”，副標題是“默克爾的歐洲政策變化與德國統(tǒng)一進程”。哈貝馬斯一直是歐盟事業(yè)堅定的捍衛(wèi)者和理論家，他對馬克龍的歐洲主義理想大加贊賞，也抱有很高的期望。相比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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